一、《美术文献》的诞生
 

1987年,著名的《美术思潮》停刊以后,我被调入了《艺术与时代》编辑部工作。这个杂志由湖北文联下属的几个文艺刊物合并而成,其一开始宣称要走高雅的路子,还强调要“与时俱进”。但由于从省里行政部门下来的一个外行领导担任了主编,而且制定了特别平庸的编辑方针,所以既不为专业人士所认可,也不为群众所欢迎。在很别扭地干了几年以后,我萌生了要调离的想法。于是,我在1992年底冒昧地去找了时任湖北美术社总编的贺飞白老师。
 

说起来,我与贺飞白老师是有缘无份。我一直很敬重他,他也似乎也比较欣赏我。1985年,他在组建湖北美术出版社的时候,曾经准备调我去,但因为我已经调到湖北省美协,只好作罢。听说我想去湖北美术出版社,贺老师很高兴。他告诉我,现在社里的进人指标很紧张,先不要急于谈调动的事,可先给社里编些好书,待以后有了指标,调动的事也就顺理成章了。他还说:“你编过刊物,有一定的经验,可先策划一本美术刊物。暂以丛书的方式出版,以后有影响了再申请刊号。”
 

贺老师的话很合我意,回家我用几天的时间好好酝酿了一翻,待构思成型,我便去找了时任湖北美术出版社画册编辑部的负责人刘明。刘明与我是美术学院的校友,虽然低我一届,但联系很多,关系也一直很好。在谈到办刊的事情时,两人是一拍即合。我把自己的想法给他讲了,他也补充了不少好的意见。我们共同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与已经停刊的《美术思潮》起到联接的作用,我们必须办一本介绍中国前卫艺术的刊物;其次,这本刊物应该突破现有刊物往往发一篇短文与几张图片的传统模式。那天谈得兴起,我们将时间都忘了。还是他夫人打电话要我们去吃饭,才发现已是中午1点多了。此后,在我们两人谈话基础上,我做了一份《策划书》。基本的想法是:每期刊物围绕一个学术主题选择6至8位艺术家;此外,为了突出学术性与文献性,不仅用了很多的版面介绍艺术家的作品,还开设了艺术家自述、批评家推介、艺术家年表、艺术家与批评家对话、图式背景提要的栏目。应该说,这样的办刊方式在当时的全国美术刊物中还是没有的。《策划书》经贺飞白老师与刘明做了一些修改后,很快进入了实质性的操作阶段。

刊物最初定为由湖北美术出版社与湖北美术家协会合办。记得时任美协主席的唐小禾与时任秘书长的祝斌还卖掉了湖北美协的一辆白色面包车,以用于即将诞生的新刊物。后经多次商议,两个单位的领导终于和个别批评家联合召开了一个新刊物的筹备会议。地址就在湖北文联的二楼会议室。出席会议的有唐小禾、贺飞白、彭德、祝斌、刘明、谢鸿辉与我等人。令我特别高兴的是,在听取大家的意见,并做了一定的改动后,《策划书》很快得到了通过。不过,为了给刊物起个好名字却费了一大番周折。起初有人提议叫《中部美术》,继而有人提议叫《美术大师》,最终经彭德提议,定名为《美术文献》。会议还确定彭德为主编,我为副主编,刘明、吕唯唯、陈东华、谢鸿辉、祝斌、贺飞白、唐小禾、彭德与我为编委。此会一结束,《美术文献》的编辑工作便正式启动,负责人是吕唯唯和刘明。紧接下来,彭德与我各编了一期《美术文献》。第一期为“中国流”,推介了傅中望、李孝萱、魏光庆等艺术家;第二期为“后具象”,推介了石冲、毛焰、邓箭今等艺术家。这二期刊物的版式都是由吕唯唯设计的,并都在1994 年正式出版。而这也就基本确定了《美术文献》的编辑格局和个性。往后,虽增减了一些栏目,但一直延续了每期研究一个主题的体例。

 

 

1993 年7月,我南下到了深圳美术馆工作,(1994 年中,刘明曾致电我,说社领导希望我能调往湖北出版社工作,以参与《美术文献》的编辑工作。因举家南迁再重调回武汉为我夫人所不赞同,于是没有成行)彭德后来也调到了西安美术学院工作,尽管我们隔段时间分别会主编一期《美术文献》,但主要的编辑工作都是由刘明与几位年轻的批评家,如严舒黎、柳征、付晓东等人在做,另外,每期《美术文献》的学术主持人是由各地批评家轮流担任,先后换过不下二十人,如陈孝信、徐虹、贾方舟、邓平祥、佟玉洁、付小东等都参加过主持的工作。其实,只要全面而认真地翻阅整套《美术文献》,人们就会发现,虽然不断有新人介入或中国美术界的艺术问题与格局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这个刊物不仅一直坚持了自己的价值追求,并一直具有历史性、文献性与资料性的特点。这显然是非常不容易的!

 



 

二、调往深圳美术馆
 

1993 年初,就在我准备调往湖北省美术出版社的时候,一个意外事发生了,大约在4月份,已经调往深圳画院的批评家严善淳,在一次回武汉的时候问我,想不想去深圳工作,据他说,深圳美术馆正在找一个搞美术理论的。听到这样的消息后,我的爱人十分积极,在她的大力催促下,我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去深圳试一试再说,并托严善淳带了一份简历到深圳美术馆。过了一段时间,深圳美术馆负责人在多方打听了我的情况后,决定让我试用一段时间。而在这当中,曾经出现一个很好笑的误会,即一位湖北美术学院的前领导竟煞有介事地告诉深圳美术馆的负责人,我与皮道坚、彭德打得火热,思想激进,是一个危险分子,还受到过有关部门的监视。这一说法差一点使深圳美术馆负责人放弃了调我前往的想法。后来经湖北美协两任领导唐小禾、鲁慕迅的解释,才得以澄清。当年7月,我只身南下,开始了在深圳的“打工”生活。那时的深圳,文化氛围不是很好,加上我也不太习惯一个人长期生活在外,所以,在试干了几个月以后,我向深圳美术馆负责人提出了要回去的想法。令我始料不及的是,深圳美术馆方面不仅热情挽留我,而且很快办好了我的调动手续。这就使我处在了极大的矛盾之中,为此,我几乎征求了所有朋友的意见,最后在犹犹豫豫的情况下,终于举家南

迁。皮道坚老师告诉过我,在他决定要调往广州时,曾在阳台上抽了半晚上的烟,这种心情我特别能理解,一下子离开生活过很多年的故乡,一下离开经常来往的老师与朋友,的确是很不容易的。


初到深圳美术馆,我的工作热情很高,我总觉得,人家如此重视我,就应该使出自己所有的力,正所谓“士为知己者用”是也。当时,我看了许多介绍国外优秀美术馆的资料,也很想在与国际接轨上干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但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发现,我的一些想法实际上与当时的领导并不是太吻合。为了摆脱这尴尬的局面,我只好改变了初衷。即在本单位分给我做的工作中尽力适应领导的思路,而在业余时间里则想办法在馆外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这期间唯一值得谈及是,我于1994 年开始为深圳美术馆编辑了馆刊,并在第一期馆刊中请迟轲、范景中、皮道坚、孙振华、杨小彦、黄专、邵宏、严善淳等学者就美术馆的收藏、研究、展览、公教等功能撰写了专论文章。这在全国还是比较早的。后来王璜生接任广东美术馆工作时看了这刊物,多次对我说从中很受启发。(2002年新任馆长王小明上任后,我的一些想法才更容易实现。也正是在她的大力支持下,我先后策办了一系列当代油画展与六届“深圳美术馆论坛”。)这一段时间我是十分充实的,不仅出版了三本专著,发表了60万多字的理论文章,主编出版了6 卷本的画册《中国当代美术图鉴:1979―1999》、4 卷本的丛书《新中国美术经典:1949―1989》,还组织和策划了一些重大的艺术活动,如“国画改革20年学术研讨会”、 “第一届当代雕塑艺术年度展” 与《重新洗牌——当代艺术展》等等。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以上各种活动,我又接触了一些新的朋友。我觉得,在这些朋友中,杨小彦和孙振华无疑是与我最相投,又对我帮助最大的人。这两个人与黄专、祝斌一样,是集学问、智慧、义气、责任感于一身的人。与他们交往,我受益非浅。换一句话讲,即使他们没一点学问,仍然是值得交往、可以信赖的好朋友。杨小彦于2000年举家迁往加拿大,而孙振华由于在深圳工作,所以,我与他的接触也就要多一些。好几年来,只有机会,我们都会在一起谈学术、一起策划展览、一起喝茶聊天,有时还会合作写文章。真的,在功利滔滔的深圳,更多的人是关心如何赚钱。能与这样的朋友经常进行精神方面的聚餐,实在是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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