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艺术的视阈中,黑格尔式的欧洲中心论和历史进步论被丹托宣告结束。接下来,多元文化主义看上去是个不错的选择。与日本这样的单一文化政策不同,美国式的多元文化是建立在基本价值认同前提下的“熔炉”——差异的存在是有前提的,这也成为许多少数族裔学者所反思的对象;而欧洲式的多元文化则是“沙拉碗”,在同一“国家”内部催生出大量秉承不同文化观念的平行自治群体——这正是“第三空间”、“中间地带”可能和能够建立的基本条件。然而,在两个不同国家、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取向既可能导向“大地魔术师”的光明前途,也可能导向恐怖主义的巴黎大屠杀。

 

全球主义的当代艺术一直是多元文化的积极实践领域,并业已建构出一整套理论和展览系统来对该问题进行表达,但是,在这样的结果之后,去普世性、去中心、去权威,强调怀疑、身份、差异性的策略应当何去何从?彻底化的文化抵抗和间离是否需要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一种“全球”视野下的当代艺术生态应该如何重建?都是在这个背景下需要重新思考的新课题。
 

对于中国当代艺术而言,同样如此,因为,它一直都寄居在文化多元主义的内部,而不仅仅是它的“对象”。从9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当代艺术就已经全面融入到这个国际系统中,这不仅仅是指海外的报道、展览和市场,更重要的是,全球当代艺术制度在本土的建立和生效,使得中国实质上成为文化多元主义全球实践的有机部分。因此,无论是本土抵抗策略、海外融入策略,还是第三道路的建立,乃至犬儒主义和投机主义,都必然受到新语境的影响。一方面,在巴黎恐怖袭击之前这几年,文化多元主义已经备受指责——欧洲大国,尤其是英法德已然开始转向至少是部分的放弃这种文化政策,而在此之后,势必会面临保守主义的根本挑战而更为被动。另一方面,应该操持何种话语来言说和实践包括中国当代艺术在内的非西方文化?尽管这是一个从90年代初就持续被思考的主题,但是,在继超越后殖民批评理论框架之后,这种思考更需要被放到此时此刻的全新境遇中来追问。
 

在古代历史中,无论是柏拉图,还是老庄、孔孟,都曾提出过乌托邦的方案。但基于全球化未来的构想,直到200 多年前,才在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中显示出来,他为人类勾画出现代世界大联盟的图景。这个图景曾经被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欧洲历史撕得粉碎,又通过欧共体和欧盟的建立让希望重新燃起,然而,它的乐观似乎总面临危机,在今天,这似乎得到了又一次验证。无论是哈耶克,还是哈贝马斯,其“理想国”中都显而易见的反射出“永久和平论”的影子。但是,无论是哪种方案,民族主义与共和主义的紧张,内部多元化与外部全球化的冲突,都未在实践中被真正解决过。“后民族格局”从未完成,而是一直处于建构状态中。其间的每一次波折,都需要对人类文明和全球化、国家、民族问题进行新的定义——伊斯兰问题在新世纪的全球爆发同样构成了一个反思和调整的契机,作为其文化实践的重要部分,当代艺术亦面临新的重塑。

 


盛 葳

美术史博士、批评家、策展人,

《美术》杂志副主编。

曾任Art Exit杂志主编、Muse Art杂志总编。

2009年获“王森然美术史奖”,

2010年获“Yishu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奖”,

2014年入选第二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

出版有《历史的错位:让-弗朗索瓦·米勒研究》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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