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场持久性的雾霾闯入我们的生活中,无法避免地给人们带来了不小的恐慌,可是我们终于还是习惯了雾霾在自己生活中的位置,这不得不令人怀疑,它甚至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被植入我们的伟大传统。客观地说,当一件危及到生存权利的事情就这样没有争议的到来了,在我们的纵容中无疑隐藏着一个比我们能想象到的危害性更加严重的事实存在。那就是,我们早已给自己于内心设定了一个“净化器”,从主观上净化了我们对客观现实危害性的敏感,更不可思议的是净化了我们关于生存权利的政治意识。

人为什么能以一套净化器的机械模式来自觉净化自己自由思维的天性?在自然法看来,人最初是自由的;当人进入社会以后,以族群划分人际界限的思维形成习惯以来,人的自由状态逐渐被压缩,最终形成了一种所谓全民普遍同意的传统——在当下的意识形态中主要表现为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当这以某种“正确性”的姿态树立在全体群众的大脑中时,净化器的思维模式就开始产生了,这是长期以来就显现出的另一个版本的“工具理性”,人们对理性的掌握只限于机器一般的活动范围内,尽管有时候也展现出充满乐观主义的生存之道,但这种“理性”只适合道德统治和技术统治,无法延伸至无限的世界。
 

那天,我和艺术家王迈等人在饭桌间聊及雾霾的危害,王迈说,家中没有空气净化器是很严重的事情,我这才醒悟过来,原来我们的生活已经到了这等地步。无法想象,这种新的习惯是何时植入我们的意识中的,这意味着人的最私密空间也开始被机器和权力主宰。这令我寻思着,病房中插着氧气管的人是如何寄托安全感的?看来,人是一种对同类最不信任的动物,在已经为自己制造好了主观上的净化器,还是忍不住要在客观现实生活中再造一个物质的净化器,他们希望用“家”的最后阵地来维系自己的安全,这是公共空间破败的无奈反应,更是一种社会悲剧。遗憾的是,这种自我创造来的安全感却很快被因权力集中带来的普遍恐惧感稀释掉了。人的理性具体到吹毛求疵的地步,却仍然无法释怀自己内心的恐惧。尽管我们不应该轻易否定每一个人在现实中所作出的努力,但是很多努力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没有头绪的。世界的复杂在各种没有头绪的努力中变得更加混沌,渴望自由的人们若不能离开自己的族群,让自己放逐成完整的个体,即使是无限宝贵的生命也随时有可能从净化器的网孔中被合法地遗漏。

 

在商品经济时代,人类设计城市和设计净化器经常是同一个原理,那就是希望缩小问题的范围,并以集中的权力来治理其中的生活。在文明的进程中,问题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掩盖问题的行为被常态化。整个社会弥漫着虚伪的风气,这个时候,人们会再次试图发挥设计的作用,并以消费主义为润滑剂滋润其发展。设计不自觉地就走向了技术至上,并逐渐成为一种统治工具。如果说设计改变生活,它也只能改变生活的方式,而不能改变生活的目的。设计的本质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功能性的。只有以自由权为核心的政治诉求之下的功能才是真正意义的改变生活及生活中的人,若产品仅仅以具体的功能性风靡于生活领域,它对人的奴役也随之产生。
 

20世纪初以来,设计师从艺术家圈子以及对艺术的信仰中走出来,一种全新意义上的设计从改变生活的制度开始,这不仅是设计师从传统的美学形式上的超越,更是理性逻辑在实践领域的推进。现代主义设计的产生和发展是紧密联系着现代政治制度发展的,换句话说,现代政治制度就是一件超大型的设计作品。不过,20世纪的历史实在是汹涌澎湃、泥沙俱下,民族主义、极权主义、民主主义此起彼伏,多种因素交缠不清,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人类苦难。二战后,这种苦难虽然有所缓和,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世界政治在商品般的光鲜亮丽中潜入隐形的布局,仍然以“传统”为本的基础上,再借以“开放”为手段,一种得到进化的意识形态的净化器通过文化工业制造虚假需求,把人的综合意志引向单一表象。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人的生活被分化为城市和农村的对立,把人的幸福直接简化为致富。设计被裹入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而丧失了原有的政治诉求,它以对产品精雕细琢般的物质膜拜和用美和富裕来塑造城市的边界,当这种边界扩散为全民性的自觉意识时,它反过来又促进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发展,并反复导致大众的“平庸之恶”和少数的“精英之恶”的发生,使人类的苦难被制度化为周期性反应。
 

20世纪70年代以后,正当设计在消费主义浪潮中发展得如火如荼,并以职业性取代前卫性时,以约瑟夫· 博伊斯等人为先导的新艺术从抽象的形式主义逐渐走向了活生生的现实。艺术史逻辑得到颠覆性推进,艺术本体却被解体,艺术的世界通过理论系统和政治诉求被解放到社会空间,进而“人人都是艺术家”了,从逻辑上来看,艺术解放的同时带动了人性的解放,“人人都是艺术家”也就成了“人人都是政治家”,艺术成为了一种现实的希望。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态度成为形式”到“人人都是艺术家”,艺术已经成为政治的一种新形式,或者说,政治也成为一种新艺术形式,这是艺术以解体的方式走向另一个阶段的价值重建。新的艺术常常以一种非理性主义的政治实践矫正着工具理性的政治盘算。在这个新的希望中,或许可以说,当代文明的危机已经找到化解的可能。可是遗憾的是,近些年来的全球当代艺术却在主流意识形态渲染的和平繁荣的局面中被物化、职业化,这导致艺术自身已于公共领域产生信任危机,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变成了“艺术介入社会”的时尚宣言,以致于不少艺术实践仅仅成为新闻式的浅尝辄止和时尚化的跨界流行,艺术最终也沦为一种社会的净化器。

 



王栋栋

艺评人、编辑、专栏作家;

2007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服装设计系;

曾经担任过《MUSE ART》杂志资深编辑、

《库艺术》杂志执行主编(主持该杂志全新改版);

长期关注当代艺术现象,发表有文章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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